校友风采

改革开放带来的是教育的春天，国家鼓励大学从知识分子中提拔校领导，时年57岁的潘懋元就是那时从革命教育处处长被提拔为厦大副校长，同时兼任教务处处长，当时，厦大有六位副校长，像他这种专家型的就有四位。

令现在的人难以相信的是，厦大的这六位副校长是挤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工作的。潘懋元说，只有校长兼书记是单独一间办公室，所有副校长集中在一间。

六个人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办公，拥挤是毋庸置疑。潘懋元说，你甚至没办法在办公室里办公，好像稍微一动，就能碰到人、资料、文件柜，一些文件还得抱回家去看。

30年前的厦大，买不起更多的电风扇，潘懋元说，学校仅有几台电风扇，但都不是校领导在用，而是打字员在用——过去没有打字机，打稿时，打字员要从盘子里一个字一个字的挑，十分辛苦。

不仅学校办公室是这样，厦大各个处室的电风扇，也不是处长在用，而是打字员。潘懋元为此还专门接受疑惑不解的外国记者的采访，他向他们解释说，我们只是在说话，他们却在干活，比我们辛苦。

话虽如此，但归结起来，还是钱不够用。潘懋元记得，当时厦大一年招待费是两万元，由办公室掌管，只有书记校长有权动用。

五老峰上也有晨读的学生

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就不能不提到77、78级。潘懋元说，1977年上半年，教育部曾召开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开了一段时间，争来争去，没有结果，差一点还是准备用老办法——所谓的“群众推荐”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只增加少量试招高中毕业生。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当年就要恢复高考，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所以1977级的学生是1977年年底考试、1978年春季入学的。

潘懋元的体会是，邓小平坚持当年就恢复高考，体现了“效率优先”的思想，当时的背景下也只能是效率优先。

潘懋元说，恢复高考后，工农兵并没有特别优待，知识青年也可以报考。恢复高考后头几年进入大学的学生，多数是当年的“老三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小部分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学生的年龄相差大，有的已经三十多岁，有的才十几岁。

尽管年龄相差大，但是，大家都以无比热情投入学习，这也是至今留在潘懋元脑海最深刻印象。他说，那时的清晨，厦大漫山遍野都是拿着书本在晨读的学生——一点也不夸张，连五老峰上也有读着上去的学生。他还记得有次陪同来访的香港记者在校园里参观，记者突然问：你们连星期天也上课？

没有啊！潘懋元很纳闷，后来他们一起到教室看，的确是密密麻麻一屋子的人都埋头读书，不过，不是上课，大家自觉在那里自习。

不仅学生，面对这些学生，老师们如获至宝。潘懋元说，当时高校科研任务并不多，老师抢着要为本科生开课，现在是强制教授一定要为本科生开课，在当时，如果你不为教授排课，他还会觉得你看不起他。

全校只有两人选学俄语

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开始掀起学英语热，但是，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学的是俄语，英语底子普遍一穷二白，高考英语考试，有的据说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死命记不起来自己到底是把哪个字母拉下了。所以，当时厦大学生是从A、B、C学起。

有趣的是，还有十几名学生要求学俄语，学校为他们设立了俄语班，不过，等到正式开班时，跑得只剩两名学生，其中一位是潘懋元儿子潘世墨——他在1977年以知识青年身份考上厦大哲学系。潘世墨之所以选择学俄语，是听从潘懋元的建议。潘懋元当时告诉儿子：你以前学俄语，如果现在不继续学下去，那将半途而废。

听老爸的话，现任厦大常务副校长的潘世墨之后坚持学俄语，1988年他因此被选送到苏联留学，这是后话了。

大约在1982年时，厦大引进外教，潘懋元记得其中有一位澳大利亚女教师。这位老外让厦大上上下下忙乎一阵子。潘懋元说，现在的厦大招待所，是当时全校最好的一幢楼，老外自然就被安排在那里，但是，招待所只有公用卫生间，担心外国人不习惯，校方特意将一间房间改造成卫生间，还上了锁，钥匙交给老外保管。

吃饭也是个问题，老外吃不惯中餐，后来校方找了一个会做西餐的师傅，专门做给老外吃。

老外的月工资，也是令人瞠目的。作为副校长，潘懋元当时的月工资，大约是180元，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是，老外月工资是五六百元。

不过，潘懋元说，钱还是花得值，那时外文系一位老师一星期的工作量大约是四到六小时，但是，老外一周要上16小时的课，一人顶三四个。

外国记者也是当时厦大常客，潘懋元至今还保留一张照片，三十几位外国记者围着他，拼命问“文革”的事。

请退休老师上中国通史

很多人可能想像不到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厦大就开始学分制、主副修制、选修课制的教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分管教学和科研的潘懋元把一九四九年前厦大一套做法移植过来。

潘懋元说，当时的选修课，最突出问题不在学生，而在于师资。师资力量不够，选修课开不出来，不光选修课开不出来，就连一般的通识课也开不出来。

他举例说，当时要开中国通史，就找不到老师，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主张专才，批判通才，所以，只有古代史、近代史、革命史的老师，就没有可以讲中国通史的老师。后来，只好请退休老师来开课。

尽管身兼教务处长和副校长，潘懋元当时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他认为，不给学生上课，就不能当好教务处长，更不用说分管教学的副校长。

现在提倡大学为地方服务，当时也有意识了。潘懋元还记得，厦大生物系老师就在钟宅村建立了养虾基地，厦大化学系老师则到田地里，看看如何用电灯来捕捉蚊虫。

还有让人想像不到的：当时厦大体育课已经规定必修游泳——由于地处海边，每年几乎都要发生学生因游泳而溺水事件，令校方头疼不已。

潘懋元说，用的是陈嘉庚留下的游泳池，有三个池，一个是给孩子用的，一个作为练习池，还有一个比赛池。

不过，还有更让学校焦心的，潘懋元说，每年秋季开学前，学校最紧张的一件事是如何为增招的学生提供足够宿舍和教室。所幸的是，当时厦门市政府十分支持厦大建设，把校舍建设作为市里优先发展的项目，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

潘懋元最近拿到厦大最新出版的统计数据，30年前，厦大学生数是3358人，现在是3.6万人；校舍面积是18万平方米，现在是131万平方米；专任教师是1100位，其中只有35位教授，现在是2337位，其中628位教授；科研经费每年是8.4万元，现在是2.6亿元；办学经费每年是495万元，现在超过1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