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抗战光辉史册上，记载着一个“古今最伟大提案”事件，这是华侨领袖陈嘉庚对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卖国投降嘴脸最有力揭露。陈嘉庚与汪精卫，一对原本相互信任相互敬慕的朋友，在民族危亡时刻与民族大义面前，终究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为何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请欣赏“我们的校主陈嘉庚”第十六期，回顾陈嘉庚先生对汪精卫由欣赏支持，到办学邀约，再到坚决痛斥的发展历程，感受其“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的历史影响！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绍兴，一八八三年生于广东番禺。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他是孙中山革命的左右臂，是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他与周恩来、张学良和梅兰芳曾为国人称作民国四大美男子，而使他名声大震者，则是一九一〇年的刺杀清朝摄政王行动。这是近代震动全国的一件大事，那年汪精卫二十五岁。
但陈嘉庚认识汪精卫，是在刺杀事件的两年前，即一九〇八年。那一年，孙中山的革命陷入极其艰难的阶段，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八年，孙中山连续发动的广州起义、三洲田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廉州起义和河口起义等八次起义相继失败。起义给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一浪又一浪的冲击，但也给革命带来了重创，一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同盟会在屡战屡败中革命士气开始低落。此时，维新派趁机冷嘲热讽，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嘲讽孙中山是“远距离革命家”,以革命大话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则好端端地活在国外“高享高枕华屋”,一时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同盟会内部也闹起矛盾，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章炳麟在同盟会掀起一场“倒孙狂潮”。“倒孙狂潮”的起因在一九〇七年，那年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出境前接受日本朋友的二万多日元赠款，除了给《民报》留下二千日元外，其余的赠款他全数带回中国，用以购买武器和作为活动费用，但他没有将这笔钱向同仁公布，于是就有了章炳麟和《民报》的发难。就在这多灾多难的一九〇八年，汪精卫以同盟会总部评议会会长的身份来到新加坡，参加了支持孙中山的《中兴日报》与保皇党《南洋总汇报》的论战。论战中，汪精卫犀利的笔致和豪气动人的演讲倾倒许多侨胞，马来西亚福建华侨陈耕基的女儿、辛亥革命后成为汪精卫终身伴侣的陈璧君就是其中的一位。
陈嘉庚(前排右)、汪精卫(前排中)、林义顺(前排左)在新加坡怡和轩合影
陈嘉庚也就是在这时认识汪精卫，他为孙中山身边有这样一位政治干才和文士才子而高兴，他尤其欣赏汪精卫的慷慨之气和号召力。但那时的汪精卫则忧心如焚，他一边为同盟会撰写文章，参加辩论，一边想北上进京干一票大的，“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粉碎所谓“远距离革命家”的谎言。一九一〇年，也就是陈嘉庚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那一年，汪精卫不顾孙中山和胡汉民的反对，带着“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决心北上行刺，陈璧君也不顾汪精卫等人的劝告毅然相随，与汪精卫一同前往行刺的还有热血男儿四川籍的黄复生，懂得制造炸弹的喻培伦。刺杀的目标是摄政王、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刺杀行动败露，汪精卫、黄复生入狱，身在纽约的孙中山得知消息后大为痛心，他说：“兆铭是我们的大人才啊，失去他无疑砍我一条手臂。”汪精卫身陷牢狱后却视死如归，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慷慨篇》,全诗共十六句，其中“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两句在当年曾为万众吟诵，产生深广的影响。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十一月六日，汪精卫、黄复生重获自由。汪精卫出狱后与新加坡陈璧君举行婚礼，他拒绝袁世凯让他出任广东都督的委任，于一九一二年九月携陈璧君前往法国留学。但汪精卫的命运似乎注定要被卷进政治的旋涡，一九一二年八月，孙中山成立国民党，第二年三月二十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南方各省起兵讨袁，开始“二次革命”,汪精卫被孙中山从法国紧急召回，参加讨袁运动。同年九月一日，南京陷落，讨袁失败，孙中山再次逃亡日本，汪精卫也逃到他留学的法国。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废除共和制，复辟帝制，神州大地掀起新一轮讨袁运动，汪精卫再次被孙中山急召回国，加入讨袁救国军。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在讨伐声中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于六月六日急病而亡。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是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在“再造共和”的幌子下废止国会，孙中山在上海展开护法运动，出任军政府大元帅，执着北伐，史称“三次革命”。但护法军政府逐渐由桂系、滇系军阀控制，孙中山的政令无法走出元帅府，一九一八年，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就是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兴办了集美学校，汪精卫也一度在做办学的事，他与陈独秀、李石曾遵照大元帅孙中山的意思，利用军政府从总税务司和公使团争取到的13.7%关税余额，筹办西南大学。
孙中山辞职
一九一九年夏季，陈嘉庚从新加坡再度回到厦门倡办大润发的娱乐游戏网站，汪精卫也在昆明为筹办另一所大学——西南大学忙碌着，他赞赏陈嘉庚的办学举动，答应陈嘉庚的邀请，参加大润发的娱乐游戏网站的筹备会并出任厦大校长。他告诉陈嘉庚，西南大学的关税余额事情一解决，他便举家“来厦居住，一可静养精神兼研究学问，一可帮助厦大之事”(1),并且让夫人陈璧君先行到了厦门，住在黄奕住的鼓浪屿观海别墅，与陈嘉庚商议相关事宜。
解决完西南大学的开办经费后，汪精卫守信地来到福建，他先到漳州访问了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后抵达厦门，参观了方兴未艾的集美学校，然后与陈嘉庚一起察看了厦大的选址演武场。一切是那么的称心如意，汪精卫就任厦大校长似乎已经是万事俱备，只等厦大一成立便走马上任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时局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一九二〇年八月，陈炯明带领闽粤军从漳州挥师讨伐桂系、滇系军阀，击退了盘踞广州的桂、滇军队，请孙中山重回广州。次年，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取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汪精卫再次陷入繁忙的政务中，他无奈地写信向陈嘉庚请辞了厦大校长的职务。汪精卫的厦大校长终究没能当成，但他与陈嘉庚的交情却依然深厚，直到抗战爆发后，当陈嘉庚得知汪精卫的和平妥协言论时，即刻撕破脸皮，声讨起汪精卫的投降行径。
抗战爆发后，日本一面展开野蛮凶残的军事行动霸占中国大好河山，一面则推行所谓的“以华制华”政治策略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妄图实现其在短期内占有整个中国的战争企图，以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由此不断向国民党集团招降纳叛，在占领区寻找自己的代言人，他们找到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一九三二年一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负责主持对日外交，那时他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就透露出妥协投降的表现。抗战开始后，他就宣传“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谬论，一直对中国的抗战抱着消极态度，时刻在想着通过与侵略者周旋解决日本入侵问题，他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望其实现。”一九三八年初，汪精卫派出高宗武等人到上海、南京、香港，同日本联系，探听日本和平的意图；七月高宗武再度潜赴东京，与日本首相近卫等人密谈，日方正式表示，希望汪精卫出来实现中日和平；十月中旬，汪精卫指定高宗武、梅思平作为他的代表，与日方交涉。
也就在汪精卫与日本开始秘密交涉的十月，陈嘉庚从英国路透社电传“汪精卫发表和谈讲话”中，获取了汪精卫跟日本进行和谈妥协的消息，他大感震惊。十月二十一日得到消息，二十二日他便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发电报询问汪精卫，大意是“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路透社电传先生谈和平条件，侨众难免误会，谓无抗战到底决心，实则和平绝不可能”。电文还希望老朋友的“谈和平”不会是真的。汪精卫第二天就回电陈嘉庚，承认自己“主张调和”,认为和平为救亡图存之上策，提出“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论调。
南侨总会
陈嘉庚接到复电后，确信传闻乃属事实。十月二十五日，他再次致电汪精卫，指出与日本和平谈判将“影响我抗战力量，动摇我抗战决心”,他说；“先生居重要主位，一言兴邦，一言丢邦，关系至大。倘或失误，不特南侨无可谅解。恐举国上下皆不能谅解。”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希望汪精卫悬崖勒马，“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公私幸甚”。但汪精卫依然坚持他的主张，还反过来要陈嘉庚劝告南洋华侨赞同他的主张。既然无可救药，陈嘉庚毅然决然对汪精卫展开讨伐(2)。
陈嘉庚从小就在郑成功的民族英雄氛围中成长，他的性格是越是在艰难困境中，越是要显示中国人的铮铮铁骨，他历来厌恶意志不坚定性格懦弱者，对于投降叛国者更是深恶痛绝。南侨总会成立时，曾有北平江朝宗、池尚同、王大贞等二十一人，联名来电给陈嘉庚，劝他赞成与日和平。陈嘉庚接到来电时愤怒无比，回电痛斥他们“卖国求荣，谄媚无耻，沐猴而冠，终必楚囚对泣，贻子孙万代臭名”,并谴责日寇“灭天理绝人道，奸伪欺诈，毒祸人类，为幽明所不容”,“终必惨败无地”。他奉劝这些人“及早悔悟，改过自新”,以不失为“炎黄子孙”。(3) 在南侨总会的工作中，他明确指出要负责明暗两种工作，明者即组织筹赈会，负责祖国抗战的筹款与劝募公债，“暗之一面，即组织爱国团，惩戒汉奸，抵抗敌货”。(4) 惩治汉奸，抵抗日货，也是陈嘉庚为南侨总会提出的一项重要工作。现在，他的老朋友汪精卫既然要投降当汉奸，他也就毫不留情了。
十月二十六日，陈嘉庚第三次致电汪精卫，这次的电文充满讨伐的火药味，一针见血地指斥汪的行为是“秦桧阴谋，张昭降计”。第二天，他将电文以《再忠告汪精卫》为名在《南洋商报》发表，电文中指出：
今日国难愈深，民风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言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第和平莫能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 (5)
十月二十八日，陈嘉庚致电蒋介石，他担心因汪精卫的投降言论影响蒋介石的抗战信心，望委员长明了“秦桧、张昭，无世不有”,“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不被误，万乞坚决实践庐山宣言，贯彻焦土全面抗战三大策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6) 此时，国内尚未公开汪精卫的妥协投降之举，陈嘉庚便将自己与汪精卫的来往电文交给国内主要报刊，但当时汪精卫还是国民党副总裁。国民议会主席，重庆及各省报刊还不敢公开发表反汪的文章，汪精卫的投降之举未能得到揭露。于是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召开之时，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电文向国民参政会提案：“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后凝练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十一个字，并很快获得二十位委员的签名认同。
陈嘉庚谴责汪精卫提案
十月二十八日，也就在陈嘉庚致电蒋介石的那天，按大会规定，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无奈地向大会宣读陈嘉庚提案，交由全体代表讨论。当时参政会会员中有“汪记”朋友，他们指责陈嘉庚提案是攻击“副总裁”,但更多的人则不顾“批评官吏就是反对政府”的纪律，奋然起来支持陈嘉庚的提案，提案最终获得大会通过。此间主席台上的汪精卫，用著名社会学家邹韬奋的描述是“面色突变苍白”,“神气非常的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7) 对这十一个铿锵有力的大字，邹韬奋称其为“几万字提案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陈嘉庚的提案立即引发最广大反响，汪精卫意识到嘴脸已被揭露，便加快自己投降卖国的脚步。十一月二十日，汪精卫与日本双方在上海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日本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并商谈汪精卫潜逃计划；十二月十九日，汪精卫率领党羽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经昆明潜逃越南河内；二十二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所谓“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声明，二十九日，汪精卫于香港《南华日报》发表电文，表示接受近卫的三项条件作为“和平原则”;一九三九年元旦，国民党中常委撤销汪精卫一切职务，私下派人劝汪精卫悬崖勒马，汪精卫执迷不悟，蒋介石遂下令军统特工赴河内刺杀，但刺杀未遂，汪精卫于五月底率领周佛海、高宗武等赴日本，与日本首相昭平直接会谈；八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会议，宣布“反共”;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签订卖国求荣的《日汪协定》(《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就在《日汪协定》签订的第二天，陈嘉庚再次致电蒋介石，谴责汪精卫“不仅为总理之叛徒，亦为中华民国之国贼”,要求蒋介石“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8) 对于这一段过程，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迨汪逃至安南，余即电中央政府宣布汪卖国罪状，请革职通缉。否则，必逃往南京任敌傀儡。然政府尚徇党情不纳。其后经八九个月汪由香港而日本，始下令革职通缉，已太迟矣。”(9)
在与汪精卫的这场政治斗争中，陈嘉庚作为一名华侨领袖，表现出比任何国民党人更加坚定的立场与更加坚决的态度，他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对汪精卫投降的海外华侨，也是第一个以海外参议员身份向国民党参政会提出强硬反投降“电报提案”的人。他的提案与声讨汪精卫的行为，有力地阻止了当时蠢蠢欲动的言和之风，对汪精卫等主张和平救亡的人提出严厉警告，同时表现出陈嘉庚领导下的南洋总会爱国抗战的坚定与坚强，对于汪伪政权来说，也预示了他们后来企图拉拢南洋华侨的失败。
在陈嘉庚的影响与领导下，南洋华侨团体和文化教育界人士，纷纷举行讨汪集会，强烈地要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严惩汉奸卖国贼。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在国民党中常委撤销汪精卫一切职务时，新加坡总商会电告国民政府林森主席及蒋委员长，指出汪精卫“罪已不容诛”,除籍革职，不足以蔽其辜，请求“严令通缉汪逆及其顺从，归案照办”；新马二十八青年团体也电请蒋委员长，要求严办通敌求和者。
讨汪集会
汪精卫看到自己不仅说服不了陈嘉庚认同，反而引来一个自己最强劲的讨伐者，引发了南洋华侨的声讨，于是收买汉奸到南洋各地活动，鼓动帮派对立，制造侨帮摩擦，培植敌奸报刊，散发对日和平论调，并于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亲自上阵，发表《警告海外侨胞》一文，宣传其抗战结果是亡国灭种的谬论。面对汪精卫的挑衅，南侨总会于八月二十八日发出第二十一号通告反击，“通告”揭露汪精卫狡诈百出，捏造事实，蛊惑矛盾，收买汉奸，破坏筹赈，谓“汪贼卖国求荣，早为天下共弃”,广大华侨“当不为妖言所惑，辨奸讨逆，亦为天职；输财救国，勿止中途”。汪伪叛国集团力图在南洋获得同情与认同的努力，终究在海外华侨的铮铮铁骨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一败涂地。
一九四〇年新年，就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际，《南洋商报》的新年特刊中为抗战中的中国，带来了一篇南洋华侨讨汪运动与抗战筹赈的消息。这篇新年特刊报道了“如火如荼地在全南洋各地迅速展开”的“反汪运动”,描述了在报纸上、在演讲会上、在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得到、听得到的“反汪运动”,记录了南洋青年用戏剧与歌咏、演唱会与游艺会等形式声讨汪精卫“媚敌投降”活动。报道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最先给予汪贼“当头一棒”,南洋华侨发动的一系列反汪运动，“无异给了汪叛及诸沐猴而冠或正在大摇大摆、准备袍笏登台的汉奸辈，以至一切失败主义的动摇分子，以一颗最有力的炸弹”。(10)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在他乡异水奋斗的海外赤子，当祖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们又岂能容忍投降卖国者的存在，他们宁愿浴血奋战，“使国家得借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借吾人力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11),如此的赤子忠诚，如此的对卖国投降者的愤懑与讨伐，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正正大义与浩然之气。
【备注】
(1) 陈嘉庚1920年6月14日致叶渊函
(2)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附录八:为反对和议事来往电文》，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77-86页。
(3)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华北汉奸来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4) 陈嘉庚：《电汉口秘书处电请蒋总裁领导抵抗到底》。
(5)陈嘉庚：《再忠告汪精卫》，《南洋商报》1938年10月27日。
(6) 陈嘉庚：《促实庐山宣言——与蒋委员长长电》，《南洋商报》1938年10月28日。
(7)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附录一〇：邹韬奋君<抗战以来>书中一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
(8) 陈嘉庚1938年12月31日请通缉汪归案致蒋介石电。
(9)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提案攻汪贼》，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10)《一年来的马华筹赈运动》，《南洋商报》1940年1月日。
(1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附录四：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嘉”句名言
原著 | 朱水涌著《陈嘉庚传》
（大润发的娱乐游戏网站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2021年11月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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